情况分析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广州作为农村面积占行政区域总面积达76%的超大城市，在产业布局、平台建设、城乡融合主体与模式、利益联结机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全国其他超大城市相比并不具备明显优势。广州如何以城乡高质量融合为突破口，率先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树立“广州标杆”成为当前亟待突破的重大难题。
  一、探索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土地要素供给不足、交易受限，人才流动受阻
  一是农业土地资源约束日益凸显。近十年来全市常用耕地净减少约10879公顷，人均拥有耕地面积不足0.09亩；全市农业从业人员人均常用耕地面积2.08亩，低于北京、上海、重庆等超大城市，农业产业发展约束效应增大。同时，农村土地资源因交易受限，实现“资源”向“资产”的价值增值转变难度较大。二是农村劳动力质量不高且流动受阻。农村人口老龄化、低文化现象显著，且涉农区城镇化质量普遍较低，半城市化现象明显。2020年全市城镇化率为83.78%，而从化仅38.61%。
  （二）产业纵向融合水平有待加强，横向融合领域亟需拓展
  一是产业纵向深度开发能力有待提升。2020年，全市本地农产品加工营业收入达1291.3亿元，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2.6:1，低于南京（3.2）、上海（3.46）、杭州（6.5）等地。农业产业发展由重视“生产+供给”转向价值深度开发的能力有待加强。二是多功能性产业化领域亟需拓展。目前农业与度假、康养、科普等功能的融合尚未充分挖掘，产业关联横向融合拓展有限，一产向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亟需提升。
  （三）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尚未实现普惠共享
  一是教育服务“硬件”与“软件”分配不均。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分布在越秀、天河等老城区，而人口密度较小的涉农区尤其是北部地区农村学校无论硬件还是软件建设都亟待加强。同时，全市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精神教育缺失现象突出。2020年全市近1.7万名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面临这类问题。二是医疗卫生机构与从业人员等医疗资源分布差异显著。2020年全市共有289家医院，其中白云区56家，而从化区仅8家；全市拥有卫生从业人数214612人，其中越秀区拥有56193人，而南沙区仅有3879人。
  （四）城乡收入比持续缩小，但贫富差异问题仍较为突出
  一是城乡收入比持续缩小。2020年全市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68304元、31266元，城乡收入比由2016年的2.38降至2020年的2.18，但与国际公认城乡关系相对和谐的临界值1.5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二是贫富差异问题仍较为突出。“十三五”全市城乡高收入人群（前20%）平均收入为低收入人群（前20%）平均收入的3倍以上，且收入越低的人群支出占收入比越高，低收入群体实现财富积累的阻力较大。
  （五）农村文化建设不足，城乡文化发展差异突出
  一是农村文化“有形”载体利用率低，“无形”载体日渐衰落。标准化、统一化的公共文化供给充足与需求不足现象并存，“有形”设施利用率低。同时，伴随城镇化进程加速，蕴含岭南文化源流的农村村落、风俗习惯等日渐式微，“无形”载体日渐衰落。二是农村文化精神的弱势化。伴随农民“离土又离乡”，导致农村的熟人社会体系衰落，对土地的情感认同不复以往，同时农村“精神贫困”韧性导致其能动性不足，精神怠倦现象较为普遍。
具体建议
  二、探索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一）要素支撑：缩小城乡差距，实现要素配置合理化
  一是推行全域统筹，借助数字技术强化乡村治理，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基于智慧广州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形成大数据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乡村治理精细化与信息化管理。同时，充分发挥村集体组织能力，成立由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建立村集体与农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利益共同体。二是建立“农民进城”与“人才下乡”的双向流动机制。在加快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制定相关配套政策的同时加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速村民“原地市民化”。注重强化农村人才激励保障措施，支持本地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 
  （二）数字驱动：提升价值链，拓展产业链、促进产业发展融合化
  一是着力提升价值链。借助5G、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优势，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建设，实现农产品信息共享、品牌共创、渠道共建和质量可溯，讲好广州农产品“品牌故事”，提升品牌公信力价值和品牌溢价能力。二是积极拓展产业链。促进农业从单项生产环节向全产业链拓展。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农业从抓生产向抓链条、从抓环节向抓体系转变，推进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等发展。进一步加大推进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融合的力度。
  （三）公服普惠：推动共建共享发展，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一是加快推进“新基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数字设备的覆盖面。通过开展“远程医疗”、“线上教育”等项目推进公服普惠。二是帮助农村弱势群体成功跨越“数字鸿沟”。如通过开展智能化应用的操作培训和帮办服务，帮助信息获取困难人群提升运用智能技术能力。三是组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特色突出的“城乡教育共同体”。在关注留守儿童学校教育基础上，重点关注家庭教育问题，定期定向开展关爱儿童身心健康活动，通过多元路径助力留守儿童精神富裕成长。
  （四）分配调节：提升城乡收入水平，推进居民收入均衡化
  一是“保障最底层”。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针对就业困难人员进行培训与帮扶；利用区块链技术确保慈善基金的运营和捐献过程透明与精准。二是“提低扩中层”。完善初次分配机制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以数字技术提高再分配的力度和精准度，通过税收等手段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财政压力。三是“激励较高层”。鼓励高收入群体进一步发展并更多地回报社会，协调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健全创新创业报酬机制。
  （五）文化厚植：传承历史文脉，实现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
  一是加强文化载体建设创新。将岭南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通过形式创新与传播方式创新，讲好“广州文化故事”，增强农村“有形”设施利用率。二是深化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文旅融合，打造乡村特色文化，满足城乡人民“多层次、分众化”的文化需求。三是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强化农村地区的“精神自强”与“文化自信”，增强城乡文化的相互交流，促进优势互补与创新互融发展。
情况分析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广州作为农村面积占行政区域总面积达76%的超大城市，在产业布局、平台建设、城乡融合主体与模式、利益联结机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全国其他超大城市相比并不具备明显优势。广州如何以城乡高质量融合为突破口，率先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树立“广州标杆”成为当前亟待突破的重大难题。
    一、探索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土地要素供给不足、交易受限，人才流动受阻
    一是农业土地资源约束日益凸显。近十年来全市常用耕地净减少约10879公顷，人均拥有耕地面积不足0.09亩；全市农业从业人员人均常用耕地面积2.08亩，低于北京、上海、重庆等超大城市，农业产业发展约束效应增大。同时，农村土地资源因交易受限，实现“资源”向“资产”的价值增值转变难度较大。二是农村劳动力质量不高且流动受阻。农村人口老龄化、低文化现象显著，且涉农区城镇化质量普遍较低，半城市化现象明显。2020年全市城镇化率为83.78%，而从化仅38.61%。
    （二）产业纵向融合水平有待加强，横向融合领域亟需拓展
    一是产业纵向深度开发能力有待提升。2020年，全市本地农产品加工营业收入达1291.3亿元，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2.6:1，低于南京（3.2）、上海（3.46）、杭州（6.5）等地。农业产业发展由重视“生产+供给”转向价值深度开发的能力有待加强。二是多功能性产业化领域亟需拓展。目前农业与度假、康养、科普等功能的融合尚未充分挖掘，产业关联横向融合拓展有限，一产向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亟需提升。
   （三）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尚未实现普惠共享
    一是教育服务“硬件”与“软件”分配不均。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分布在越秀、天河等老城区，而人口密度较小的涉农区尤其是北部地区农村学校无论硬件还是软件建设都亟待加强。同时，全市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精神教育缺失现象突出。2020年全市近1.7万名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面临这类问题。二是医疗卫生机构与从业人员等医疗资源分布差异显著。2020年全市共有289家医院，其中白云区56家，而从化区仅8家；全市拥有卫生从业人数214612人，其中越秀区拥有56193人，而南沙区仅有3879人。
    （四）城乡收入比持续缩小，但贫富差异问题仍较为突出
    一是城乡收入比持续缩小。2020年全市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68304元、31266元，城乡收入比由2016年的2.38降至2020年的2.18，但与国际公认城乡关系相对和谐的临界值1.5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二是贫富差异问题仍较为突出。“十三五”全市城乡高收入人群（前20%）平均收入为低收入人群（前20%）平均收入的3倍以上，且收入越低的人群支出占收入比越高，低收入群体实现财富积累的阻力较大。
    （五）农村文化建设不足，城乡文化发展差异突出
    一是农村文化“有形”载体利用率低，“无形”载体日渐衰落。标准化、统一化的公共文化供给充足与需求不足现象并存，“有形”设施利用率低。同时，伴随城镇化进程加速，蕴含岭南文化源流的农村村落、风俗习惯等日渐式微，“无形”载体日渐衰落。二是农村文化精神的弱势化。伴随农民“离土又离乡”，导致农村的熟人社会体系衰落，对土地的情感认同不复以往，同时农村“精神贫困”韧性导致其能动性不足，精神怠倦现象较为普遍。

具体建议
    二、探索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一）要素支撑：缩小城乡差距，实现要素配置合理化
    一是推行全域统筹，借助数字技术强化乡村治理，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基于智慧广州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形成大数据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乡村治理精细化与信息化管理。同时，充分发挥村集体组织能力，成立由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建立村集体与农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利益共同体。二是建立“农民进城”与“人才下乡”的双向流动机制。在加快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制定相关配套政策的同时加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速村民“原地市民化”。注重强化农村人才激励保障措施，支持本地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
    （二）数字驱动：提升价值链，拓展产业链、促进产业发展融合化
    一是着力提升价值链。借助5G、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优势，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建设，实现农产品信息共享、品牌共创、渠道共建和质量可溯，讲好广州农产品“品牌故事”，提升品牌公信力价值和品牌溢价能力。二是积极拓展产业链。促进农业从单项生产环节向全产业链拓展。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农业从抓生产向抓链条、从抓环节向抓体系转变，推进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等发展。进一步加大推进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融合的力度。
    （三）公服普惠：推动共建共享发展，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一是加快推进“新基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数字设备的覆盖面。通过开展“远程医疗”、“线上教育”等项目推进公服普惠。二是帮助农村弱势群体成功跨越“数字鸿沟”。如通过开展智能化应用的操作培训和帮办服务，帮助信息获取困难人群提升运用智能技术能力。三是组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特色突出的“城乡教育共同体”。在关注留守儿童学校教育基础上，重点关注家庭教育问题，定期定向开展关爱儿童身心健康活动，通过多元路径助力留守儿童精神富裕成长。
    （四）分配调节：提升城乡收入水平，推进居民收入均衡化
    一是“保障最底层”。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针对就业困难人员进行培训与帮扶；利用区块链技术确保慈善基金的运营和捐献过程透明与精准。二是“提低扩中层”。完善初次分配机制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以数字技术提高再分配的力度和精准度，通过税收等手段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财政压力。三是“激励较高层”。鼓励高收入群体进一步发展并更多地回报社会，协调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健全创新创业报酬机制。
    （五）文化厚植：传承历史文脉，实现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
    一是加强文化载体建设创新。将岭南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通过形式创新与传播方式创新，讲好“广州文化故事”，增强农村“有形”设施利用率。二是深化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文旅融合，打造乡村特色文化，满足城乡人民“多层次、分众化”的文化需求。三是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强化农村地区的“精神自强”与“文化自信”，增强城乡文化的相互交流，促进优势互补与创新互融发展。